招投标 “行业惯例” 是不是犯罪？律师教你划清合法与刑事边界

深耕串通投标罪刑事辩护十余载，我在阅卷、会见、庭审的全过程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辩解就是：“律师，这都是行业里默认的操作，大家都这么做，怎么就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了？”

招投标领域长期存在诸多灰色操作，不少从业者把围标陪标、操控报价、勾兑评委等违规行为，当成了心照不宣的“行业惯例”，甚至以此为挡箭牌，误以为法不责众、惯例即可免责。殊不知，行业惯例从来不是刑事免责的护身符，更不是司法裁判的定案依据。在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大数据侦查全覆盖的当下，那些看似司空见惯的潜规则，一旦触碰刑事红线，轻则导致项目作废、资质吊销、巨额罚款，重则让企业负责人、直接执行者身陷囹圄，留下终身刑事案底。

作为专办串通投标罪、手握多起无罪、不起诉、缓刑胜诉案例的辩护律师，我见过太多企业主、项目经办人因认知偏差、心存侥幸，从合规经营一步步坠入刑事深渊。这篇文章不搞空洞的法条堆砌，不做生硬的理论说教，而是结合司法实践口径、最高法权威典型案例，以及多年办案辩护经验，帮法律同行、涉案当事人及家属彻底厘清合法与犯罪的边界，把模糊的风险点说透、把实操的辩护思路讲实。

一、破除核心误区：“行业通例”≠合法，刑事认定唯法是从

招投标领域的刑事风险，根源就在于从业者陷入了“大家都做就不违法”的致命逻辑。很多人把行业潜规则等同于合规标准，把群体性违规当成无罪理由，这是对法律的根本性误读。

判断某一投标行为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唯一的裁判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3条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配套的司法解释、立案追诉标准，行业惯例、内部约定、潜规则均不能对抗刑法强制性规定。即便某一操作在行业内普及率极高，只要符合“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司法机关就会依法追责，绝不会因“惯例”而网开一面。

从近年司法裁判趋势来看，串通投标罪的打击范围早已突破传统“强制招标项目”的限制，无论是国企采购、民营项目招投标，还是竞争性磋商、定向询价等非传统招标模式，只要实质破坏公平竞争秩序、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均会被纳入刑事打击范畴。这意味着，以往被视为“小事”的行业操作，如今随时可能触发刑事立案，从业者必须摒弃侥幸心理，树立严格的合规底线思维。

二、精准分层界定：合法协作、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清晰边界

规避串通投标刑事风险的核心，是把日常投标行为精准划分为三个层级，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碰不得，彻底告别模糊操作。结合多年办案实务，我将三类行为的特征、法律后果逐一拆解，方便从业者对照自查、守住底线。

第一层级是合法合规的行业协作，这是司法实践中绝对不会认定为犯罪的行为，也是真正受法律保护的商业惯例。这类行为的核心是公开透明、不操纵投标核心要素，具体包括投标人之间就招标文件技术条款开展公开答疑交流、符合法定资质且完成备案的联合投标、基于市场行情的独立报价研判、正常的分包合作洽谈等。简言之，只要未达成操纵报价、内定中标、排挤对手的合意，未实施围标、陪标、串标等行为，就属于合法经营范畴，无任何刑事风险。

第二层级是行政违法但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规行为，这类行为违反《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需承担行政处罚责任，但未达到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常见情形包括轻微挂靠资质投标、未按规定流程备案、投标文件存在非实质性瑕疵、私下交流非核心信息但未影响中标结果等。此类行为的关键特征是未形成实质性串通合意，未造成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重大损失，违法所得、中标金额未达刑事立案门槛，一般由行政监管部门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资质，不会移送刑事立案。

第三层级是触碰刑事红线的串通投标犯罪行为，这是司法打击的重点，也是我办案中最常见的定罪情形。根据《刑法》及立案追诉标准，实施以下行为且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即构成串通投标罪：一是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报价，比如约定抬高或压低标价、轮流中标、分配标段、支付陪标费、阶梯报价规避监管等；二是投标人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串通，比如量身定制招标参数、泄露标底、操控打分、内定中标人等；三是采取威胁、贿赂、欺骗等非法手段排挤竞争对手，或两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再次实施。

按照现行立案标准，中标项目金额40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满足任一条件即达到刑事立案门槛。工程建设、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等领域的项目金额极易突破该标准，这也是大量从业者因所谓“惯例”，一夜之间从行业老手沦为犯罪嫌疑人的核心原因。

三、权威真实案例复盘：司法裁判口径+律师实战辩护策略

法条和边界的表述略显抽象，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地方高院发布的权威真实典型案例，更能直观理解司法裁判逻辑，也能掌握涉案后的有效辩护与反制手段。以下两则案例均有官方发布出处，裁判观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案例一：张某操控评委打分串通投标案

2022年6月，青岛某民营企业开展资源供应方招标，员工张某负责招标统筹工作。为帮助特定投标人武某中标，张某胁迫并协调多名评委交出评分账户密码，指使下属代评委为武某关联的围标公司打高分，最终该公司以400余万元中标。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与投标人恶意串通，操控评标流程，破坏公平竞争秩序，情节严重，构成串通投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作为本案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核心辩护思路绝非纠结“行业内常见评委协调”这类无效抗辩，而是聚焦罪轻情节、量刑减让精准突破：其一，核查张某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举证其系受投标人请托、非主动策划发起串通行为，争取认定为从犯；其二，固定项目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未引发招投标秩序混乱的客观证据，弱化“情节严重”的程度；其三，推动认罪认罚、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结合初犯、偶犯情节，争取从轻量刑。若是被害企业或合规投标人，可固定评分日志、聊天记录、资金流水等证据，向行政监管部门投诉、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步申请法院认定中标无效，彻底阻断违法利益兑现。

案例二：王某甲、王某乙茶山经营权串通投标案

福建建瓯某村公开招标茶山经营权，茶农王某甲、王某乙兄弟为顺利中标，纠集13人报名参与围标，现场威胁其他竞标人退出，并向陪标人员支付1.6万元陪标费，最终成功中标。法院审理认为，二人采取威胁、贿赂手段串通投标，虽涉案金额未达常规数额标准，但行为性质恶劣，属于情节严重，构成串通投标罪；鉴于二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修复关系等情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七个月，均适用缓刑。

本案的辩护核心，是围绕“情节严重”的认定、主观恶性大小展开破局，而非强调“农村竞标惯例”。作为辩护人，我会重点举证：其一，二人为本地茶农，竞标目的是维系生产经营，而非职业围标牟利，主观恶性显著低于专业串标团伙；其二，陪标费用极低，未造成村集体重大经济损失，且主动赔偿、取得谅解；其三，紧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自首、全额退赔、认罪认罚等法定酌定情节，争取缓刑乃至相对不起诉。若是村集体或竞争对手，可收集威胁录音、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核心证据，证实其行为破坏公平竞标秩序，要求撤销中标结果，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律师实务忠告：守住三大底线，远离刑事风险

结合多起无罪辩护、不起诉、缓刑的成功办案经验，无论是企业经营者、投标负责人，还是涉案当事人及家属，都需牢记三大实操底线，既能提前防控风险，也能在涉案后最大限度维护合法权益。

首先，彻底摒弃“惯例思维”，筑牢合规防线。凡是涉及投标报价、中标分配、标底信息、评委沟通的核心环节，必须全程公开、留痕、合规，坚决拒绝陪标、围标、串标、支付好处费、勾兑评委等行为。当前大数据筛查、资金流向追踪、电子标书溯源等侦查技术日趋成熟，隐蔽串标行为几乎无处遁形，侥幸心理最终只会付出沉重代价。

其次，精准区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涉案后冷静应对。一旦被调查，先结合行为特征判断性质：若仅为行政违规，积极配合监管部门整改、退缴违法所得即可化解风险；若被刑事立案，务必第一时间委托专办串通投标罪的刑事律师，尽早介入固定无罪、罪轻证据，争取在批捕、审查起诉阶段实现不批捕、不起诉的最优结果。

最后，抓住辩护核心要点，摒弃无效抗辩。庭审中反复强调“行业惯例”，不会被司法机关采纳，反而会浪费辩护机会。有效辩护的关键，是围绕“无串通合意”“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未实质破坏竞争秩序”等法定构成要件展开，用客观证据推翻控方指控，实现精准有效辩护。

五、结语：合规是长久之道，边界是最低底线

招投标市场的核心价值是公平竞争，任何破坏这一规则的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谓的“行业惯例”，不过是违规者自我安慰的借口，在刑法面前不堪一击。

作为深耕串通投标罪领域的专业辩护律师，我既希望每一位招投标从业者都能守住合法边界，远离刑事风险，安心合规经营；也希望涉案当事人不要陷入绝望，找准专业律师、抓住辩护关键节点，就能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及企业的合法权益。法律从不冤枉守法者，也绝不纵容以身试法者，划清行为边界、敬畏刑事法律，才是招投标行业行稳致远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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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内刑事辩护领域专注招标投标刑事风险防控与精细化辩护的领军律师，深耕串通投标罪辩护十余载，以技术化、精准化辩护享誉业内。林律师深度解构《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串通投标罪构成要件，率先构建以“损害招标人利益”要件量化分析、证据质证为核心的辩护体系，精准破解罪与非罪、罪轻罪重边界难题。执业以来，承办多起重大复杂串通投标案，凭借对商业逻辑、工程财务证据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刑事证明标准的严苛把控，成功为当事人争取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等标杆性胜诉结果，有效厘清招投标“行业惯例”与刑事犯罪的模糊边界。其实务方法论与辩护成果，成为业内解决串通投标罪辩护痛点的权威参考，兼具专业深度与实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