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案例：主观不明知且未获利，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辩护实务中，我经办过各类不同情形的案件，其中这起当事人系在校大学生、因出租银行卡被卷入案件，且主观不明知、未获取任何利益，最终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例，尤为值得分享。之所以重点梳理这个案子，一来是因为当前在校大学生、无业青年因出租银行卡、电话卡、参与“跑分”被卷入刑事案件的情况愈发普遍，很多年轻人涉世未深、法律意识淡薄，无意中沦为上游犯罪的“工具人”，自身和家属却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维护合法权益；二来是想通过这个真实案例，明确传递一个核心观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关键在于“主观明知”和“非法获利”，只要能精准佐证这两个核心要件不成立，即便被立案侦查，也有极大可能获得不起诉的有利结果，避免留下案底，影响个人学业、就业乃至一生的发展。

案件介绍

先跟大家详细梳理案件的完整经过，所有细节均来自办案真实卷宗，无任何虚构和夸大。当事人陶某，今年20岁，是某高校大二学生，平时学业不算繁重，偶尔会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补贴生活，性格单纯，社会经验不足，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记录。陶某的室友平时会接触一些网络兼职信息，一次偶然的机会，室友给陶某介绍了一个“轻松赚零花钱”的活儿——出租自己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对方承诺“不需要你做任何复杂操作，只要把银行卡、电话卡借给我们用一段时间，每天就能拿到50元报酬，全程无风险，不影响你正常使用”。

陶某当时刚上大二，没什么赚钱渠道，听到“轻松赚钱、无风险”的说法，一开始也有些犹豫，担心涉及违法违规的事情。但室友反复劝说，说自己也咨询过“介绍人”，只是“帮一家小公司走个日常流水、接收一下咨询电话”，很多同学都在做，从来没出过问题。陶某架不住室友的劝说，又想着只是出租卡片，不用自己动手操作，还能轻松赚点零花钱，便放松了警惕，答应了下来。随后，陶某按照对方的要求，办理了一张新的储蓄卡和一张新的电话卡，连同银行卡绑定的手机银行、短信验证码一起，全部交给了对方，对方当时口头承诺“先用一个月，报酬月底一次性结清”。

现在复盘整个案件，陶某的问题就出在“涉世未深、轻信他人”，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追问对方“用银行卡、电话卡具体做什么”，没有核实对方的身份信息，也没有确认所谓的“走流水、接电话”是否合法，只是一味相信室友的说法和对方的口头承诺。直到案发后，陶某的银行卡被公安机关冻结，民警主动联系到学校，找到陶某了解情况时，他才彻底清醒——自己出租的银行卡，竟然被用于接收上游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赃款，还被用于“跑分”转账，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转移非法所得。经查，陶某名下的银行卡在短短半个月内，先后接收了多名被害人的被骗款项，累计金额达8万余元，这些款项均通过“跑分”平台快速转移至其他陌生账户，陶某对此全程不知情。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以陶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接到陶某家属的委托时，一家人陷入了极度的焦虑和恐慌，陶某更是又害怕又懊悔，反复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用我的卡做违法的事情，我就是想赚点零花钱，到现在一分钱报酬都没拿到，怎么就涉嫌犯罪了？”。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这类案件中，很多在校大学生、无业青年都是这样，因为急于赚钱、轻信他人，无意中出租银行卡、电话卡，参与“跑分”，本身并无主观恶意，也没有获取任何非法利益，若真的被定罪量刑，不仅会影响学业、就业，留下终身案底，对个人和家庭的打击都是无法挽回的。

接受当事人委托

接手案件后，我没有急于定性，而是第一时间会见了陶某，耐心倾听他的陈述，详细了解了他与室友、介绍人的沟通细节，出租银行卡、电话卡的全过程，以及他对“跑分”、电信网络诈骗的认知程度。同时，我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包括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银行流水、被害人陈述、涉案人员的相关供述，以及陶某与室友、介绍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重点核查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陶某主观上是否明知涉案银行卡、电话卡被用于转移犯罪所得，是否明知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

二是陶某是否从中获取了任何非法利益。

结合卷宗材料和会见情况，我发现了几个关键的有利辩护点，这也是后续案件取得不起诉结果的核心。

首先，陶某系在校大学生，社会经验匮乏，对“出租银行卡、电话卡可能涉嫌犯罪”“跑分就是帮助转移赃款”等法律常识完全不了解，其认知水平不足以判断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其次，介绍人和室友始终以“轻松兼职、无风险、赚零花钱”为由劝说陶某，从未提及任何与“诈骗”“赃款转移”“跑分”相关的内容，也未告知其行为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导致陶某主观上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单纯出租卡片，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犯罪所得。更关键的是，在陶某出租卡片后，曾多次询问室友和介绍人“报酬什么时候结”“卡片用得怎么样”，从未询问过资金流向、使用用途，若其明知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绝不会主动追问报酬事宜，反而会刻意规避与对方的联系，这一细节足以佐证其主观上的不明知。

关于非法获利的问题，卷宗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陶某从中获取了好处。陶某本人始终供述，介绍人虽然承诺每天支付50元报酬，月底一次性结清，但直到案件案发，他都没有收到过任何款项，既没有现金收益，也没有其他形式的好处（如实物、转账等）。我重点核实了陶某的银行流水、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确实没有发现介绍人、室友向其支付报酬的相关记录，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推翻陶某的供述，足以认定陶某未从本案中获取任何非法利益，其出租卡片的行为，仅系出于“赚零花钱”的单纯想法，无任何非法获利的目的。

在明确上述关键事实后，我结合最新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制定了针对性的辩护策略，核心思路清晰明确：

陶某主观上不明知涉案银行卡、电话卡被用于转移犯罪所得，也不明知自己的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客观上未获取任何非法利益，其行为不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请求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与检察机关积极沟通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多次与承办检察官沟通，详细阐述本案的辩护观点，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重点论证了“明知”的认定标准——根据该解释第二条，“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结合行为人所接触的信息、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行为人的职业经历、认知能力、与上游犯罪人的关系等综合审查判断，而本案中，陶某作为在校大学生，认知能力有限，未接触任何与犯罪相关的信息，其行为表现均不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明知”的故意。

同时，我也向检察官重点强调，陶某系初犯、偶犯，平时表现良好，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在校期间遵守校规校纪、成绩良好；案发后，陶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自己的全部行为，主动上交剩余的电话卡，认罪悔罪态度极为良好，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极小，且系被他人引诱、利用，主观恶性极低。结合当前“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对在校大学生的司法保护原则，对于这种主观不明知、未获利、社会危害性小、主观恶性低的情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了司法的温度，更有利于帮助陶某回归校园、正常完成学业。

案件结果（不起诉决定）

经过多次沟通、提交补充辩护意见和相关证据，承办检察官最终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陶某主观上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且陶某未从中获取任何非法利益，其行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对陶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当我把不起诉决定书送到陶某和其父母手中时，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陶某也表示，今后一定会加强法律学习，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再也不会轻信他人、贪图小利，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专心完成学业。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辩护的意义，不仅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帮助那些无意中犯错、本质无辜的人，走出困境、回归正途，让司法公正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案件总结

结合这个案例，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也是结合这类案件的办案感悟。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上游犯罪分子为了规避打击，常常引诱在校大学生、无业青年出租银行卡、电话卡，参与“跑分”，这些年轻人涉世未深、急于赚钱，很容易被“轻松赚钱、无风险”的谎言欺骗，无意中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卷入刑事纠纷。但大家一定要明确：并非所有出租银行卡、电话卡、参与“跑分”的行为都会被定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核心是“主观明知”和“非法获利”——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确实不知道对方将卡片用于犯罪，且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好处，就有机会获得不起诉的结果，避免留下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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