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活动中的“欺诈”与刑法中的“诈骗”，一线之隔，天壤之别

一份判决书上，二审法院的改判决定让两位原本面临十年刑期的企业家重获自由，也再次划清了商业博弈与刑事犯罪的模糊地带。

一位矿业投资人认为金矿储量远低于预期，在民事途径维权失败后，转而提起刑事报案，导致股权转让方面临十年有期徒刑的合同诈骗罪指控。

案件争议焦点迅速集中到一点：这究竟是刑事诈骗还是民事纠纷？核心在于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五大认知”框架：欺诈行为的程度、非法占有目的的类型化判断、司法文件规定的实质化认定、核心事实的识别以及合同目的落空的意义。

01 案件脉络：从商业交易到刑事指控的转折

案件始于2014年的一笔商业交易，转让方温某强、温某智与受让方何某某达成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某金矿公司70%股权，转让价款为4亿元人民币。

协议签署后，交易各方依约履行义务——何某某支付了全部款项，双方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及公司资产、资料的移交。形式上，这场交易已经圆满结束。

转折点出现在交易完成后，何某某认为金矿的实际黄金储量远低于其此前预期的20吨，交易显失公平。他首先选择了民事救济途径，请求法院变更转让价款，但未能获得支持。

在民事诉讼未达目的后，何某某转而以刑事案件报案，指控温某强、温某智在谈判及签订合同过程中虚构金矿储量，涉嫌合同诈骗。

02 法律边界：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困境

公诉机关随即介入，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二人提起刑事诉讼，引发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核心在于：温某强、温某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金矿储量，骗取何某某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建议量刑十年有期徒刑。

上诉方辩护意见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签订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诉方积极履行了合同义务；客观上未实施诈骗事实，未伪造储量报告，合同价款也非仅以黄金储量作为唯一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已由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为经济合同纠纷，不应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分界点，在于行为人主观目的。

民事欺诈中，行为人追求的是交易性利益；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则以非法占有合同相对方财物为根本目的。

03 核心争议：非法占有目的与诈骗行为的双重认定

案件争议迅速聚焦于三个核心问题：行为性质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

“诈骗类犯罪与民事欺诈均具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让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作出处分行为的客观表象，即行为人都实施了欺骗行为。”

这导致判定行为人是构成刑事诈骗类犯罪还是民事欺诈，成了一个司法难题。具体到本案，主要争议在于被告人是否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骗取行为，以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

法院在裁判中需立足案件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判断。诈骗罪往往是对整体事实或者核心事实的欺骗，行为人欺骗程度明显高于民事欺诈，达到了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程度。

04 辩护策略：四维论证破除刑事构罪逻辑

我们的辩护团队制定了四维论证策略，从多个角度破解刑事构罪逻辑：

首先，我们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根基。评价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欺诈行为、履约能力、履约行为及违约的真实原因、事后态度等多方面考量。

本案中，上诉方有积极履约的行为，合同内容系双方自愿商定，买方亏损主要源于自身经营风险，而非上诉方的诈骗行为。

其次，我们拆解了“欺骗行为”的客观要件。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虚构的事实既可以是部分事实，也可以是全部事实，但虚构部分事实的，要注意考察部分事实在整体事实中的地位。

如果虚构的事实并非主要或核心事实，只是次要或边缘事实的，应避免以该部分事实认定行为成立合同诈骗罪。

05 司法智慧：刑民交叉案件的审慎处理

二审法院的判决清晰地划清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认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同时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两大要件，缺一不可。

本案中，上诉方有积极履约的行为，合同内容系双方自愿商定，买方亏损主要源于自身经营风险，而非上诉方的诈骗行为。

对于已由民事途径解决的经济纠纷，若无确凿证据证明存在犯罪行为，不应轻易启动刑事程序。该判决维护了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了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刑民交叉案件应依案件事实确定民事责任，不能简单依照在先刑事审判直接确定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温某强、温某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撤销一审有罪判决，改判二上诉方无罪。

06 专业启示：合同诈骗罪的辩护要点

通过此案，我们进一步厘清了以下核心裁判规则：关于“欺骗行为”的认定标准，必须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的界限。

仅具备民事欺诈性质的行为不足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而必须达到刑事欺骗的程度，即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

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要件的认定上，法庭应当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判断。需重点考察资金的真实用途、当事人的实际履约能力、是否提供真实有效的担保措施等多个方面。

任何单一因素均不能作为认定的唯一依据，必须多项因素相互印证、缺一不可。

关于刑事手段的介入边界，裁判规则特别强调应当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司法机关必须严格避免滥用刑事侦查权干预正常的民事合同纠纷，防止以刑事手段替代民事救济。

二审判决书送达时，法院特别指出：“对于已由民事途径解决的经济纠纷，若无确凿证据证明存在犯罪行为，不应轻易启动刑事程序。”这份判决不仅改写了两位企业家的命运，更在司法裁判中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注脚。

在办公室的档案柜里，这份案件的卷宗被特别标记。它不仅记录了一场胜利，更像一枚路标，为今后在商业纠纷与刑事犯罪模糊地带前行的人们，指明了一条回归法律本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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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专注于经济犯罪辩护与重大刑民交叉争议解决，尤其在涉及合同诈骗、金融犯罪及复杂商事案件的辩护与风险化解领域拥有深厚实务经验。

我的执业理念，是致力于将错综复杂的法律事实与争议焦点模型化、结构化，为当事人厘清迷雾、定位核心战场。本文所探讨的这起“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典型案件，正是这一方法论的成功实践：通过精准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在二审中实现了无罪逆转。

若您或您的企业正面临类似的合同纠纷刑事化风险，或对文中探讨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刑民边界等问题有进一步疑问，欢迎通过平台搜索“林智敏”与我交流，获取更具针对性的专业研判与策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