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诈骗罪案例：仅转交票据未造假，证据不足法院审理后宣告无罪

2023年秋天，一位年轻女子来到办公室，说她父亲老刘被刑事拘留了，罪名是票据诈骗。她的语气带着困惑：“我爸就是帮朋友转交了一张汇票，没伪造没盖章，怎么就成诈骗了？”

老刘是广州一家贸易公司的普通业务员。2023年初，同事张某找到他，说自己手里有一张汇票需要转交给下家，让老刘帮忙跑一趟。老刘按张某的指示将汇票交给了接收方，前后转交了几张汇票，总金额约80万元。老刘从中拿了5000元跑腿费。后经查明，该汇票系张某伪造，公安机关以票据诈骗罪立案侦查，老刘作为转交人也被刑事拘留。

这个案子的难处在两点。

第一，老刘确实参与了票据的流转过程，客观上协助了伪造票据的流通。《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票据诈骗行为之一，是“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控方据此推定老刘具有犯罪故意，主张其行为符合上述规定。

第二，张某在第一次讯问中说老刘“知道汇票来路不正”。这句话在侦查阶段对老刘非常不利，直接指向了“明知”。但仔细分析之后，老刘和张某的性质完全不同。张某是伪造行为的实施者，老刘只是按照指示跑腿。他从未参与伪造，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票据交付。

辩护工作的核心是两条线。

第一，老刘客观上没有参与伪造行为。票据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使用”伪造的票据。老刘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属于“转交”，但转交本身并不等同于票据法意义上的“使用”——他没有以持票人身份主张票据权利，没有向银行提示付款，也没有将票据用于清偿自身债务。他只是完成了物理上的票据递送。没有参与制作或修改任何票据内容，也没有对票据的真实性作出任何虚假陈述。

第二，老刘不具备票据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在案证据中，老刘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某说的是“帮我把这张票送到某某公司”，从未提及“伪造”或“假的”。张某也承认，没有明确告知老刘汇票是伪造的。从老刘的认知看，他不知道汇票有问题，以为是正常的票据流转。他不具备“明知是伪造的票据仍然使用”的主观故意。

我们从老刘手机里调取了全部微信聊天记录，完整呈现了张某让老刘跑腿的全过程。张某说的是“帮忙送一下票”“跑一趟就行”，没有一句提到“伪造”或“假的”。这份聊天记录是证明“不知情”最直接的客观证据。我们还调取了老刘的银行流水，证明他仅获得了5000元“跑腿费”，远低于票据金额——按照行业惯例，如果参与票据贴现或倒卖，获利通常按票面金额的比例计算。老刘拿到的只是固定金额的劳务报酬，与票据金额没有关联，与票据诈骗的核心利益没有关系。张某的供述也出现了前后矛盾——第一次说老刘“知道”，第二次改口说“没有明确告诉老刘是假的”。这种矛盾使得控方关于“明知”的指控失去了基础。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刘按张某指示转交汇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明知汇票系伪造。老刘未参与票据的伪造过程，亦未从中获取与票据金额相关的利益。指控老刘犯票据诈骗罪证据不足，判决老刘无罪。判决生效后，老刘被释放。张某因伪造票据另案处理。

结合这个案子的办理过程，有几点值得提出来供参考。

第一，不要轻易帮人转交票据。“帮忙送一下票”在法律上可能被认定为票据诈骗的共犯。即使你不知情，也难以自证清白，关键在于能否有客观证据证明你不具备明知。

第二，保留完整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老刘能够无罪，最关键的就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他只是“跑腿”，不知道汇票有问题。转账记录也证明了没有获取与票据金额相关的利益。

第三，区分“跑腿”与“使用”的关键差异。票据诈骗罪打击的是“使用”伪造票据的行为——以持票人身份提示付款或主张权利。如果只是物理上转交，没有行使票据权利，就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使用”伪造票据。

第四，案发后尽早委托律师介入。这类案件的关键电子证据极易被删除。老刘的聊天记录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正是因为家属在第一时间委托律师介入，律师指导其保全了手机中的全部证据。

票据诈骗罪的认定，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明知”票据系伪造。如果只是转交票据、不知情且未参与伪造，就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律追究的是“明知且参与”的人，而不是“不知情、没造假、没获利”的转交人。保留好沟通记录和资金流水，是证明清白最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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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帮忙转交票据，会不会被认定为犯罪？

不一定。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两个条件：是否知道票据是假的，是否从中获取了与票据金额相关的利益。如果不知道是假票据、没有参与伪造、只拿了几千元跑腿费而不是票面金额比例分成，就不符合票据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关键在于是否有客观证据证明你真的不知情。老刘案正是因此获无罪。

票据诈骗案中“不知情”怎么证明？

“不知情”需要通过客观证据来支撑。最有效的证据包括：与上线或委托人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明对方没有告诉你票据有问题；银行流水——证明你只拿了跑腿费或固定劳务报酬，跟票面金额没有关联；票据上是否有你的签名或盖章——证明你没有以持票人身份行使票据权利。这三类证据能有效反驳“明知”的推定。

家属现在能做什么？

家属能做的最关键的事有三件：第一，保存当事人手机中与委托人的全部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不要删除；第二，调取当事人的银行流水，证明其未从票据金额中获利；第三，尽早委托律师介入，律师越早介入越能在侦查阶段固定有利证据、判断是否具备取保条件。这三件事直接关系到能否在侦查阶段争取有利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