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案例：排除合理怀疑后证据不足，被告人无罪释放
专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辩护领域，深耕刑事辩护核心赛道，聚焦建筑行业相关涉罪案件，擅长处理工程款走账、被动配合涉罪等复杂疑难情形，以精准的证据拆解、严谨的法律论证和高效的辩护策略，累计办理多起无罪、罪轻辩护成功案例，切实守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经营自由。秉持“以证据为核心、以法律为依据、以情理为支撑”的辩护理念，深耕案件细节，精准把握“明知”认定、证据采信等核心辩护要点，尤其擅长破解建筑行业走账类掩隐罪的证据困境，厘清“被动配合”与“明知故犯”的法律边界。
始终坚持精细化辩护，注重结合行业惯例与司法实践，将法律专业素养与实务办案经验深度融合，凭借扎实的法理功底、敏锐的案件洞察力和高效的沟通协调能力，获得当事人及司法界同行的高度认可。本文结合真实办理的建筑从业者被动走账涉罪案例，拆解庭审辩护逻辑、梳理实务要点，希望为深陷此类案件困扰的当事人及家属提供专业指引，传递法治力量。
案件介绍
先和大家梳理一下案件的基本情况，当事人范某，是一名资深建筑包工头，同时经营着一家建材供应公司，长期承接各类中小型建筑工程，兼顾工程施工与建材供应双重业务，平日里诚信经营，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合作过的甲方、供应商对他的评价都很不错。2025年初，范某承接了某小区附属工程，期间经长期合作的建材商介绍，认识了自称“某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的张某，张某表示其公司有一笔工程尾款未能及时结算，急需通过建材供应走账变现，希望范某能配合走账——由张某提供一批建材，范某以其建材供应公司的名义接收，再由张某指定的第三方与范某签订虚假建材采购合同，范某收到第三方支付的“货款”后，扣除少量手续费（用于覆盖开票、走账成本），将剩余款项转入张某指定的私人账户。
范某当时考虑到双方有共同的合作渠道，且张某承诺走账流程合规，仅需配合提供公司账户、签订合同，无需实际投入资金，还能额外获得少量手续费，同时也能维系与介绍人的合作关系，便没有多想，同意配合张某走账。随后，范某按照张某的要求，先后两次接收了张某提供的建材（仅用于走账，未实际投入工程使用），与第三方签订了虚假的建材采购合同，累计接收“货款”18万余元，扣除2000元手续费后，将剩余款项全部转入张某指定账户，全程按照张某的安排操作，未主动询问款项的具体来源。说实话，站在建筑行业从业者的角度，范某的做法并非个例——建筑行业工程款走账、委托代收代付的情况较为常见，加上有熟人介绍、流程看似合规，很多从业者都会被动配合，谁也不会凭空怀疑这类走账背后隐藏着违法犯罪行为。
可谁也没想到，短短两个月后，公安机关突然上门，将范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随后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范某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直到这时，范某才得知，张某所谓的“工程尾款走账”，根本不是合法款项，而是张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其公司工程款后，通过虚假建材交易、走账的方式转移的赃物，涉案价值经鉴定为18万余元。得知真相的范某，又惊又怕，反复向民警说明自己只是被动配合走账，对款项的赃物性质完全不知情，可此时，张某已经潜逃，无法核实双方沟通时的具体细节，范某一时间陷入了百口莫辩的境地。
范某被刑事拘留后，其家属万分焦急，四处打听专业律师，经行业内朋友推荐，找到了我。家属见到我的时候，情绪几乎崩溃，反复强调范某的为人和经营情况，说他常年在建筑行业打拼，一直守法经营，绝对不可能故意参与掩饰、隐瞒赃物，希望我能帮他洗清冤屈、争取自由。结合我办理此类案件的丰富经验，我深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核心辩护要点，在于被告人是否“明知”涉案财物（本案中即走账款项）是犯罪所得，而这一点，恰恰是司法实践中最难举证、也最容易出现争议的地方——毕竟“明知”是主观心理状态，无法直接通过证据证明，只能通过客观行为进行推定，而推定的过程，就是庭审辩护的关键突破口，尤其对于建筑行业被动配合走账的从业者，更要重点区分“被动配合”与“明知故犯”的界限。
接受当事人委托
接受委托后，我第一时间会见了范某，详细询问了他与张某合作走账的全过程，包括两人见面的时间、地点、谈话内容、走账流程的具体安排、款项的收支细节，以及范某配合走账时的心理活动。会见中，范某反复提到一个细节：合作时，他曾询问过张某走账款项的来源，张某明确说是“公司工程尾款，因流程繁琐，走私人渠道更便捷”，还出示了加盖虚假公章的公司证明，虽然范某觉得公章有些模糊，但考虑到双方有熟人介绍，且建筑行业走账流程本身较为复杂，便相信了张某的说法。此外，范某还强调，他全程被动配合，所有走账流程、合同签订都是按照张某的要求操作，仅收取了少量手续费，没有从中获取巨额利益，也没有任何隐藏、转移款项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些款项是赃物。
会见结束后，我立即着手查阅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包括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银行转账记录、范某公司的财务凭证、虚假采购合同，以及相关证人证言。在阅卷过程中，我始终围绕“范某是否明知涉案走账款项是犯罪所得”这一核心，逐一梳理证据、排查漏洞，精准锁定辩护突破口。经过仔细梳理，我明确本案证据存在明显缺陷，不足以认定范某构成犯罪，这也是我后续庭审辩护的核心抓手，更是说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的关键依据。
首先，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范某“明知”涉案款项是赃物。公安机关指控范某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仅为范某配合张某走账、签订虚假合同、收取少量手续费，以及张某系职务侵占犯罪嫌疑人这几项间接证据，无任何书证、物证、言词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范某在配合走账时，明知该笔款项是张某侵占所得的赃物。要知道，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是“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而“应当知道”的认定，必须结合交易背景、流程、行为人所处行业惯例、认知能力以及是否获取不正当利益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绝不能仅凭“配合走账”“签订虚假合同”这一点就草率推定，更不能以事后知晓的结果，倒推事前明知的主观状态。
其次，范某的行为系被动配合走账，符合建筑行业部分交易惯例，无任何异常情形佐证其主观明知。结合卷宗材料和范某的当庭陈述，范某与张某的合作有长期合作的建材商介绍，并非凭空产生，具备合理的信任基础；走账流程有虚假采购合同、银行转账记录等完整手续，形式上完全符合建筑行业代收代付、工程款走账的常见模式；范某仅收取2000元手续费，仅用于覆盖开票、走账的必要成本，未从中获取巨额不正当利益，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中“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典型特征不符；且范某在收到款项后，及时按照张某的要求转账，无任何拖延、隐藏、转移款项的行为，也未销毁任何交易凭证，完全不符合“掩饰、隐瞒”的行为逻辑，足以印证其主观上无犯罪故意。
再者，范某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存在放任犯罪发生的主观故意。范某作为建筑包工头、建材供应商，长期深耕建筑行业，其认知范围主要集中在工程施工、建材供应等专业领域，对职务侵占、赃款转移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辨别能力有限，法律对其注意义务的要求，不应等同于专业司法人员。合作期间，范某主动询问款项来源，查看了张某提供的公司证明，虽该证明系伪造、公章存在瑕疵，但以范某的认知能力，无法辨别公章真伪，也无法核实款项的实际性质；同时，建筑行业中，委托他人走账、代收代付工程款的情况较为普遍，范某基于行业惯例和熟人信任配合走账，主观上无任何怀疑款项合法性的理由，更不存在放任犯罪发生的故意。
除此之外，本案还有一个关键疑点无法破解：上游犯罪嫌疑人张某潜逃，无法到案核实其与范某沟通时的具体内容，无法确认张某是否故意隐瞒款项的赃物性质、欺骗范某配合走账，更无法排除范某系被欺骗、被动配合的合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仅凭现有间接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更无法达到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依法不能认定范某有罪。
庭审交锋
基于以上核心辩护思路，案件移送法院进入一审诉讼阶段后，我作为范某的辩护律师，精心撰写辩护词，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完整的无罪辩护意见，重点阐述本案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范某“明知”涉案款项是犯罪所得、不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构成要件的核心观点。庭审中，我当庭出示了范某公司的经营记录、过往合法合作凭证、行业协会出具的证明（佐证建筑行业走账惯例）、银行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结合庭审质证环节，逐一拆解本案证据漏洞，详细论证范某主观上无犯罪故意、客观上无掩饰隐瞒行为，明确请求法院依法宣告范某无罪。同时，我针对公诉机关提交的间接证据逐一质证，重点反驳了“仅凭配合走账就推定明知”的指控逻辑，清晰指出本案证据无法形成完整链条，不能排除范某被欺骗、被动配合的合理怀疑，不符合定罪的法定证明标准。
庭审过程中，我与公诉机关就“范某是否明知涉案款项为赃物”“现有证据是否达到定罪标准”等核心争议点展开激烈辩论。辩论中，我结合建筑行业惯例和司法实践，详细阐释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深入解读“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重点区分了“被动配合走账”与“明知赃物而掩饰、隐瞒”的法律边界，反复强调本案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能仅凭间接证据推定范某有罪。同时，我向法庭重点说明，范某无任何前科劣迹，长期守法经营，系初犯、偶犯，其配合走账的行为完全是基于行业惯例和熟人信任，主观恶性极小，且涉案款项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未造成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请求法庭充分考量本案客观情况，坚守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判决结果（无罪）
经过法庭全面审理、举证质证和激烈辩论，人民法院充分采纳了我的无罪辩护意见，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范某“明知”涉案款项是犯罪所得，现有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不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宣告范某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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