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21.6万，在“数额巨大”与缓刑判决之间的专业博弈

关键词

合同诈骗罪辩护、经济犯罪缓刑辩护、数额巨大标准把握、退赔退赃与量刑、刑事谅解书作用、合同诈骗量刑

在刑事辩护的日常工作中，合同诈骗罪案件总能引发我许多思考。特别是当涉案金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时，案件往往走向两极化——要么是数年实刑，要么是艰难的缓刑辩护。最近我们办结的吕某某案，涉案金额21.6万元，最终获得了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的判决。这个结果看似简单，但其背后关于"数额巨大"与"缓刑适用"之间的张力，以及律师如何在这中间寻找平衡点，或许值得深入探讨。

一、案件的特殊节点：刚刚跨过"数额巨大"门槛

吕某某虚构拥有玉米秸秆销售权，先后与两名被害人签订合同，骗得21.6万元。这个数字刚好超过许多地区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刑点，意味着法定刑在三年以上。案发后，他的父亲代为全额退赔了所有款项，并取得了两位被害人的书面谅解。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刚刚达到"数额巨大"标准、但已全额退赔获谅解的案件，法院的裁量空间在哪里？

二、辩护的着力点：把冰冷的数字转化为有温度的故事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在定罪问题上过多纠缠，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量刑辩护中，特别是如何将"数额巨大"与"缓刑适用"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在法律框架内统一起来。

1.我们重新诠释了"21.6万"这个数字的法律意义。我们承认21.6万元确实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但评价社会危害性不能只看静态数字，更要看这个数字最终的状态。吕某某家人在案发后立即全额退赔了21.6万元，这意味着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已经完全得到弥补。更难得的是，两位被害人都出具了谅解书——这在合同诈骗案件中尤为珍贵，因为它意味着被破坏的商业信任关系得到了修复。从这个角度看，犯罪造成的实质社会危害已经通过被告方自身的努力被降到了最低。

2.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的"悔罪者"形象。吕某某是初犯，此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到案后始终保持稳定的有罪供述，没有任何翻供或回避；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这些行为，加上其家庭积极筹款退赔的表现，共同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轨迹：一个因一时贪念犯错的人，正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弥补过错、承担责任。

3.我们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刑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向法庭陈情，对吕某某这样已经深刻认识错误、全力弥补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再犯风险极低的初犯，判处缓刑是否比实刑更能实现刑罚的目的？判处三年实刑，意味着他可能会与社会脱节，家庭也可能陷入困境。而判处缓刑，让他在社区接受长达三年的严格监管，既能保持刑罚的威慑力，又能让他继续工作、照顾家庭、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三、判决背后的逻辑：司法如何平衡"数额"与"情节"

司法实践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对于刚刚达到"数额巨大"门槛的案件，只要退赔彻底、谅解真实、悔罪诚恳，法院越来越倾向于给一个回归社会的机会。这体现了司法智慧，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律师的价值在于"转化"与"呈现"。在这个案子里，我们需要把家属退赔的行为，从单纯的"还钱"转化为"修复社会关系"的法律情节；把当事人认罪的态度，从"配合调查"转化为"真诚悔罪"的主观表现。这种转化能力，往往决定了量刑辩护的成败。

这个案例的启示是双重的。对于普通人，它警示：任何利用合同进行的欺诈都可能构成犯罪，勿以恶小而为之。对于已经涉案的人，它则指出了一条明路：尽全力退赔、真诚道歉、获取谅解，这些都会成为你在法庭上最重要的"筹码"。

结语

每当我整理这类案件的卷宗，都会感慨法律的精密与人性的复杂。吕某某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愿意为他倾尽所有的家庭，遇到了愿意出具谅解书的被害人，也获得了法院给予的改造机会。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复杂的法律与人性交织的图景中，为当事人厘清一条最合理的路径。这个案件也让我更加坚信，在刑事辩护中，尤其是在量刑辩护环节，律师不仅需要精通法律，更需要理解人性，懂得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讲述一个完整、真实、动人的故事。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领域深耕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辩护与合规应对，尤其在合同诈骗、诈骗罪等涉企类经济犯罪的精准辩护与量刑策略设计方面，拥有系统经验和多个成功案例。我的工作方法，侧重于在经济犯罪案件清晰的定性前提下，对量刑情节进行深度整合与有效呈现，为当事人在“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的量刑框架内，争取缓刑、不起诉等最优结果。本文所探讨的合同诈骗罪缓刑辩护，正是这一方法论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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