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通投标罪律师：收到串通投标罪《起诉意见书》后，当事人与律师必须共同审查的五个关键点

当那份盖着红色印章的《起诉意见书》摆在面前时，意味着侦查机关已初步完成调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对于涉嫌串通投标罪的当事人及家属而言，这无疑是至暗时刻。然而，恐慌与焦虑于事无补。此刻，与辩护律师并肩作战，对这份文书进行一场冷静、专业、细致的“诊断”，是扭转局面的起点。基于多年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我认为当事人与律师必须聚焦以下五个核心维度，展开协同审查。

一、审查“行为定性”：是刑事犯罪，还是违规操作？

这是辩护的逻辑起点。必须严格审视起诉意见书所描述的“串通”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犯罪构成。实践中，大量被指控的行为游走在商业违规与刑事犯罪的模糊地带。

审查核心：关键在于区分“串通投标”与“围标”、“陪标”等不规范操作，以及正常的商业合作。需重点分析：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的共同故意？所实施的“串通”行为（如协商报价、约定中标人）是否直接指向“投标报价”这一核心环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

实务案例与策略： 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穆某等串通投标案中，控方指控穆某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参与同一项目投标，构成串通。但法院审理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招标人组织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招投标活动，且穆某控制公司投标的行为，可视为一个投标主体内部的安排，不属于刑法意义上具有竞争关系的“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报价”。

辩护视角：若代理此类案件，辩护将紧扣两点：

第一，挑战行为性质。论证当事人的操作模式（如一人控制多家公司投标）更偏向于利用规则漏洞的“围标”或不规范经营，其主观目的是确保自身中标，而非与其他独立投标人恶意串通以操纵价格、损害他人，其行为侵害法益的程度较低。

第二，审查招标程序本身。如果招标活动本身存在重大瑕疵或仅为形式，那么后续的投标行为便失去了刑事评价的正当前提。辩护策略应是“性质之辩”与“前提之辩”的结合。

二、审视“情节严重”的认定：数额计算与因果链条是否牢靠？

“情节严重”是串通投标罪的入罪门槛，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违法所得”等数额是其主要体现。起诉意见书中的数额认定往往是最大的争议点。

审查核心：必须逐项核查“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依据与方法。这笔损失是否确实、直接地由涉案的串通行为导致？是否存在将市场风险、项目自身管理问题、其他因素导致的损失一并计入的情况？“违法所得”是否合理扣除了项目成本、税费等必要支出？对于未中标的情况，是否仍机械套用“中标项目金额”作为追诉标准？

实务案例与策略： 司法实践中，对于损失和违法所得的计算常有争议。例如，在部分案件中，审计报告可能将项目全部亏损归咎于串通投标，而忽略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工期延误等其他复杂因素。

辩护视角：律师需立即指导当事人梳理项目全部财务资料，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建立另一套合规的成本利润核算模型，用以对抗指控中可能存在的笼统、夸大计算。重点攻击损失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主张损失是多因一果，不能全部归责于投标环节。对于未中标项目，应坚决主张不符合“造成损失”或“获得违法所得”的客观要件，引用立案追诉标准，从根本上否定其刑事可罚性。

三、厘清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与责任

串通投标案件几乎均为共同犯罪，准确界定当事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犯、从犯、胁从犯），是量刑辩护乃至罪轻不起诉的关键。

审查核心：仔细分析起诉意见书对当事人行为的描述用语。是“组织”、“策划”、“指挥”，还是“受指派”、“协助”、“执行”？其描述是否符合当事人在项目中的实际角色？当事人是犯意的发起者、利益的主要获得者，还是执行上级命令、领取固定报酬的参与者？

实务案例与策略： 在广东省深圳市的相关案件辩护实践中，有辩护律师成功为一名公司副总经理进行罪轻辩护。尽管其职位较高，但辩护意见指出，在单位犯罪中，该副总并无投标决策权，仅是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某的指令，负责具体的预算编制等辅助性工作，属于“直接责任人员”而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辩护视角：律师应与当事人深度沟通，还原其在投标事件中的具体职责图谱。重点收集能证明其从属地位的证据，如微信聊天记录、邮件、会议纪要中显示其接受指令、汇报工作的内容。论证其行为具有被动性、服从性，所获利益有限（如仅领取工资或少量提成），从而争取认定为从犯，达到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目的。

四、剖析证据体系的逻辑漏洞与程序瑕疵

《起诉意见书》是侦查结论的呈现，但其背后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如何，此刻就应开始预判与准备。

审查核心：指控所依赖的核心证据是什么？是口供等言词证据，还是书证、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不同嫌疑人之间的供述在关键细节（串通时间、地点、金额、方式）上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邮件）的提取、固定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涉案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本身是否存在形式或实质瑕疵？

实务案例与策略： 例如，在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检察院处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魏某某联系多家公司“围标”并支付费用。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其行为重在“围标”以确保中标，与刑法规定的“串通投标报价”在行为侧重上有所不同，且综合全案情节危害不大，最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辩护视角：此案提示我们，证据不足和情节显著轻微是重要的出罪路径。律师应带领当事人仔细回忆，寻找指控“故事”与真实情况之间的裂缝。例如，指控的串通会议当事人是否真的参加？聊天记录是否完整，有无断章取义？报价的异常是否有其他合理商业解释（如成本估算接近）？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向检察官初步指出这些证据矛盾与疑点，为后续可能的非法证据排除或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原则的适用打下基础。

五、探寻案件特有的辩护空间与政策机遇

在就案论案之外，需将个案置于更大的司法政策与社会背景中考量，寻找“突围”的额外路径。

审查核心：当事人是否存在自首、立功、坦白、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情节？如果当事人是民营企业或其负责人，其行为是否发生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案件是否符合当前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优化营商环境的司法政策精神？涉案项目是否属于《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如果不属于，则刑事介入的必要性将大打折扣。

实务案例与策略： 近期，多地法院发布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如湖北荆州、海南琼海发布的案例）均显示，司法机关在严厉打击恶性串标、围标行为的同时，也会考虑行为的具体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对于情节相对较轻、危害不大、积极退赃退赔的，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

辩护视角：律师应具备“政策辩护”思维。若当事人系民营企业人员，应系统整理企业纳税、就业、创新贡献等材料，向司法机关阐明“办理一个案件，救活一个企业”的积极意义。同时，深入研究项目性质，如果属于非强制招标的项目（如民营企业自主采购），则可以主张该行为主要违反的是公司内部管理规定或民事约定，不应上升为刑事犯罪。将“刑事合规”与“政策从宽”相结合，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处理结果。

结语面对《起诉意见书》，有效的应对始于专业、冷静的协同审查。这五个关键点，如同五把钥匙，旨在与当事人一起，打开指控的“黑箱”，审视其内在的逻辑、证据与定性。律师的专业知识与当事人的事实感知必须深度融合。唯有如此，才能将这份充满压力的法律文书，转化为一份指引辩护方向、凝聚辩护策略的精准导航图，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乃至后续的庭审中，奠定最为坚实的防御基础，真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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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系国内刑事辩护领域中专注于串通投标罪及招投标环节刑事风险防控的专家型律师。凭借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构成要件的精深解读与大量高难度案件的实战积淀，其率先形成了以 ‌“损害结果定量分析”与“证据链条系统性解构”‌ 为核心的精细化辩护方法论。

林律师的执业风格以 ‌技术化、体系化‌ 见长，尤其擅长从复杂工程财务数据中厘清“违法所得”与“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边界，通过对招标程序合法性、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当事人主观地位的精准论证，在多起重大复杂案件中成功实现 ‌不起诉、缓刑及罪轻辩护‌ 的突破性成果。

其专业文章与辩护策略，以严密的逻辑推演、深刻的商业洞察及对刑事证明标准的严格把握，在业内被誉为解决串通投标罪 ‌“情节严重”认定难题‌ 的实务指南，具有显著的行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