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涉传销案件被认定团队长，律师剥离核心罪责，成功获法定不起诉
我专注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护领域，经手过各类传销案件，既有涉案金额上亿、层级数十级的核心骨干案，也有像本案这样，当事人被认定为“团队长”却实则被误导、未发挥核心作用的边缘涉案案。说实话，这类“团队长”案件，往往是最让当事人和家属崩溃的——明明自己没赚多少钱，也没主动组织过任何传销活动，却被贴上“传销骨干”的标签，面临刑事追责，甚至可能牢狱之灾。今天，就分享这起我印象很深的成功案例，希望能给正处于这类案件困扰中的当事人及家属，带来一些实际的参考和希望，也让大家明白：涉传销案件，绝非“一旦涉案就必被判刑”，找对辩护思路、剥离核心罪责，才能真正实现罪轻、甚至无罪的结果。
案件介绍
本案的当事人姓钱（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此处采用化名，相关案件细节已做合规处理，不涉及任何涉密信息），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平时性格内向、踏实本分，从来没有过任何违法犯罪记录。2024年初，钱女士经朋友介绍，加入了一个所谓的“社交电商”平台，平台宣传“消费返利、分享赚钱”，只要缴纳99元会员费，就能享受购物折扣，还能通过推荐他人加入获得佣金。钱女士一开始只是觉得划算，自己偶尔在平台上买些日用品，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陆续推荐了几个亲戚朋友加入，慢慢积累了一些下线，平台便给她挂上了“团队长”的头衔，每月能拿到几百块钱的佣金提成。
钱女士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兼职”，直到2024年8月，该平台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被公安机关查处，涉案人员被批量抓获，钱女士也因“团队长”的身份被刑事拘留。接到拘留通知的那一刻，钱女士的家人彻底慌了，四处打听律师，最终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记得第一次会见钱女士时，她在看守所里哭着说：“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传销啊，我就是想赚点零花钱，从来没有骗过人，也没有组织过任何培训、宣讲，怎么就成了传销骨干了？”
我非常理解钱女士和家属的焦虑，这类案件中，很多当事人和钱女士一样，本身也是传销活动的受害者，只是因为被动发展了几名下线、被平台赋予了一个“团队长”的虚名，就被卷入刑事诉讼。但焦虑解决不了问题，作为专注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护的律师，我很清楚，这类案件的核心辩护点，不在于“是否参与了传销相关活动”，而在于“当事人是否真正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这也是区分“传销参与者”和“传销组织者、领导者”的关键，更是争取不起诉的核心突破口。
案件代理过程
接手案件后，我没有急于提交辩护意见，而是花了整整一周时间，逐字逐句研读本案的全部卷宗，包括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平台的交易记录、下线人员的证言、钱女士的银行流水，以及平台的运营模式说明等。同时，我又多次会见钱女士，详细核实每一个细节：她加入平台的时间、推荐下线的具体过程、是否参与过平台的管理、是否组织过下线培训、每月佣金的具体数额、对平台的传销本质是否有认知，甚至包括她推荐的下线都是哪些人、是否存在被误导的情况。
通过细致的阅卷和会见，我发现了本案的几个关键突破口，也是钱女士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核心依据。首先，钱女士虽然被平台称为“团队长”，但这只是平台为了激励会员发展下线而赋予的虚名，她并没有实际的组织、管理权限——既不能决定团队的发展方向，也不能对下线人员进行管理、培训，更不能支配团队的任何资金，甚至连自己的下线是谁、发展了多少人，很多时候都是平台后台直接统计，她自己都不清楚具体情况。这一点，和那些真正的传销骨干、团队管理者有着本质区别，那些人往往能决定团队的运营、培训、资金分配，而钱女士，本质上只是平台发展下线的“工具人”。
其次，钱女士对平台的传销本质缺乏明确认知，主观上没有传销的故意。从卷宗材料和会见情况来看，钱女士加入平台时，被平台的“消费返利”“分享赚钱”等宣传误导，一直认为这是合法的社交电商模式，她推荐亲戚朋友加入，也是基于“觉得划算、能帮朋友省钱”的心态，而非明知是传销、故意引诱他人参与。而且，她发展的下线均为自己的亲戚朋友，没有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扩散，也没有造成任何下线人员的财产损失，这与传销活动“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核心特征存在明显区别。
除此之外，钱女士的涉案情节极其轻微：她加入平台仅半年时间，发展的下线人数刚达到3层12人，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每月佣金提成仅几百元，累计获利不足3000元，且全部用于日常开销，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案发后，钱女士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行为，积极退缴了全部非法所得，有明显的悔罪表现，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极小。
结合这些关键事实，我制定了“剥离核心罪责、主张法定不起诉”的辩护思路，核心就是向检察机关明确：钱女士虽有参与传销相关的行为，被平台认定为“团队长”，但她并未实际发挥组织、领导作用，主观上无传销故意，涉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审查起诉阶段与检方积极沟通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多次与承办检察官沟通，提交了详细的书面辩护意见，同时附上了钱女士的退赃凭证、初犯证明、家属的谅解材料，以及相关的法律依据和类似案例不起诉案件中，当事人发展下线34人、层级达到3层，仍因无法证实组织、领导作用被不起诉），逐一论证钱女士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我着重强调，司法实践中，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能仅看当事人的“头衔”和下线人数，更要审查其是否实施了策划、管理、协调、培训等核心组织、领导行为——这也是立法本意的核心要求，不能机械地将“团队长”等同于“组织者、领导者”，更不能搞“一刀切”的追责模式。
沟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承办检察官一开始认为，钱女士作为“团队长”，发展了下线、获取了佣金，应当认定为传销活动的骨干成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我没有放弃，结合卷宗中的细节，反复向检察官说明：钱女士的“团队长”身份是平台单方面赋予的，其行为本质上只是被动参与、被动发展下线，没有任何主动的组织、领导行为；她的获利微薄，也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违背了司法为民的初衷。同时，我还向检察官提交了类似案件的不起诉决定书，进一步佐证我的辩护观点，让检察官更直观地了解这类案件的辩护思路和司法裁判倾向。
案件结果（不起诉决定）
经过多次沟通、提交补充辩护意见，承办检察官最终采纳了我的全部辩护观点，认为钱女士虽然参与了涉案平台的相关活动，被认定为“团队长”，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在传销活动中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其主观上无传销故意，涉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钱女士作出了法定不起诉决定。
案件总结
结合这起案例，我想给所有涉传销案件的当事人及家属提几点真诚的建议，也是我多年办案总结的经验。
第一，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拘留、逮捕），千万不要慌乱，更不要隐瞒案件事实，一定要第一时间委托专业的、专注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律师介入——这类案件专业性极强，不同的辩护思路，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普通律师很难精准把握辩护重点，只有专注于这类案件的律师，才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为当事人争取最好的结果。
第二，不要被“团队长”“骨干”等头衔吓到，这类头衔很多时候只是平台为了激励发展下线而赋予的虚名，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组织者、领导者”。法律意义上的“组织者、领导者”，必须是在传销活动中起策划、决策、指挥、管理、协调作用的人，仅仅是发展了几名下线、获取了少量佣金，并不必然构成犯罪。
第三，案发后一定要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主动退缴非法所得，表达悔罪态度——这些情节，都是律师为你争取不起诉、罪轻处罚的重要依据。同时，要及时向律师提供所有与案件相关的证据、线索，包括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平台宣传材料等，帮助律师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制定精准的辩护思路。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护，核心在于“区分罪责、精准辩护”，不能一概而论。每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涉案情节、证据情况都不同，辩护思路也必须因人而异。作为一名专注于这类案件的律师，我始终坚信，法律的本质是公平公正，每一个被冤枉、被牵连的当事人，都有权利获得专业的辩护，都有机会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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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护领域，是该领域兼具法理深度与实务精度的领军型律师。其核心辩护方法论以“穿透式实质审查”为核心，擅长运用“商品真实性、计酬来源、主体身份”三把关键分析工具，精准解构复杂商业架构，直击传销犯罪定性核心，尤其在“团队长”“骨干成员”类案件中，善于剥离表面头衔与实质罪责，为当事人构建精准有效的出罪防线。
林智敏律师聚焦传销犯罪与合法团队计酬的灰色边界，凭借对案件本质的深刻洞察，成功办理多起“团队长”类不起诉、无罪及罪轻案件，本案便是其“实质重于形式”辩护理念的典型实践。其辩护思路兼具商业逻辑洞察力与法理穿透力，推动相关案件司法审查精细化，其实务观点与辩护经验常被作为行业范本参考，在刑事辩护专业领域享有极高的权威性与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