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听从安排”：串通投标案件中，普通员工如何划定罪责边界？

在多年办理串通投标刑事案件的经历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当事人：他们可能是投标专员、项目助理，或是技术部的普通工程师。当手铐摆在面前时，他们满脸错愕，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我只是按领导吩咐做事，我真不知道这是犯罪。”

这句话，成了许多普通员工涉案后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句话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阻却罪责？法律的天平，又如何衡量“执行者”与“决策者”之间的责任分量？作为辩护人，我深知，答案不在法条的字面里，而在行为实质的辨析与证据细节的挖掘之中。

一、罪与非罪：普通员工何以成为“直接责任人员”？

很多人存在误解，认为只有公司老板、项目总负责人才会构成串通投标罪。实则不然。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本罪追究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里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正是普通员工可能被卷入刑事漩涡的法律依据。

司法审查时，法官关注的并非你的职位高低，而是你的行为是否对串通投标的实现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以下几种情形，在实践中尤其容易引发风险：

具体执行操作：例如，按照既定方案制作多家公司的投标文件；统一调整报价清单；负责与其他投标单位“对口型”沟通技术细节。

参与材料造假：明知公司资质不符，仍协助伪造业绩合同、资质证书或财务报表，并将其装入标书。

经手关键资金流水：虽然只是执行支付指令，但具体操作陪标费、保证金退还等资金往来，在财务轨迹上留下无法回避的痕迹。

持续性参与并知情：即便在策划会议上从未发言，但长期参与相关协调，并对违法性有所认知，事后仍继续执行具体任务。

核心在于：你的工作是否已成为整个违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是，那么“执行者”的身份就很难成为绝对的免责金牌。

二、“听从安排”的辩护空间：司法裁量的三个关键维度

“我是受指使的”是常见的辩解，但司法机关并不会仅凭此一句就简单放行。在判断责任时，通常会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综合审视：

第一，主观认知的深度。

刑法讲究主客观相统一。真正的“不知情”可以成为有力的出罪或罪轻理由。例如，公司采用高度隐蔽的手段，将违法环节拆解，使普通员工只能接触到毫无瑕疵的片段信息。然而，如果你的岗位本身（如投标主管、项目经理）理应具备相应的法律与职业认知，或公司曾组织过招投标法规培训，那么“不知法”的主张就很难被采纳。

第二，行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被动执行与主动助推，在法律评价上泾渭分明。例如，机械地套用模板填写标书，与主动设计不同公司的投标策略、精心编排报价以避免雷同，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后者体现了明显的个人意志与违法贡献度，责任自然更重。

第三，违法所得的获取情况。

经济利益是判断主观恶性与行为动机的重要参考。如果员工因参与串标获得了远超出正常薪酬的“奖金”“提成”，这常被推定为对违法行为的积极追求。反之，若仅领取固定工资，未获取任何额外利益，则更易被认定为“工具性”角色，在量刑时获得从宽处理。

三、辩护实务：如何为“执行者”构建有效的责任防火墙

基于上述司法逻辑，在辩护策略上，我们通常着力于构建以下几道防线：

证据定位：严格区分“职务行为”与“个人意志”

全力搜集能证明当事人行为完全受命于上的证据：上级明确的工作指令（微信、邮件、OA审批）、公司内部流程文件、岗位职责说明书等。目标是将其行为牢牢锁定在“奉命行事”的框架内，剥离其个人决断的色彩。

责任分层：善用单位犯罪理论进行责任切割

在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有“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分。通过公司架构图、人事任命文件等，清晰呈现当事人处于执行末端的位置，论证其作用次要、轻微，力争取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情节挖掘：全面寻找法定与酌定从宽事由

包括：是否系初犯、偶犯；到案后是否如实供述、稳定配合；是否愿意退缴微不足道的个人所得；是否有自首、立功情节。对于受雇佣、受指派且未获利的员工，应着重强调其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极低，惩罚的必要性不大。

沟通艺术：在法庭上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辩护词不应只是法律条文的堆砌。要用平实而有力的语言，向法官描绘一个为保住工作、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听从安排的普通人形象。将法律辩论融入人情事理，往往能引发司法者更深的共鸣与审慎权衡。

四、给同行与涉案家庭的忠告

给律师同行：

办理此类案件，功夫在案外。务必深入理解客户的行业特性和企业内部的运作流程。绘制一张清晰的“行为-岗位-责任”关联图，有时比十页法理论述更能说服检察官和法官。细节决定成败，一份被忽略的邮件或一句含糊的证言，都可能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

给当事人及家属：

如果不幸卷入调查，请务必冷静应对：

第一时间聘请专业律师：串通投标案件证据繁杂，律师的早期介入能有效指导如何应对讯问、固定有利证据。

实话实说，但慎对笔录：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如实陈述，但对道听途说或猜测的内容坚决不说“可能”“好像”。在签字确认每一份笔录前，务必逐字审阅，确保记录与陈述一致。

妥善保存工作痕迹：工作群聊天记录、邮件往来、任务系统截图等电子证据，务必完整保存，它们可能是还原“受指使”状态的最有力证明。

保持理性态度：既不意气用事大包大揽，也不情绪化地推诿给上级。客观、冷静地陈述自己在流程中的实际角色和作用，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结语：在法律的刻度上，衡量人的温度

每一起串通投标案件的背后，都交织着市场规则的失序与企业管理的失衡。那些“只是听从安排”的普通人，常常既是系统漏洞的产物，也可能成为法律追责的对象。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的法律结果，更是通过个案的精准辨析，推动司法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找到更公正的平衡点。

法律不仅是惩恶的利剑，也应是保护无辜者与情节轻微者的盾牌。为“执行者”厘清罪责的边界，本质上是在守护一个朴素的道理：法律的正义，应当既能穿透违法的迷雾，也能照见个体的处境与无奈。

关键词

串通投标罪律师； ‌刑事辩护律师； ‌单位犯罪辩护； ‌

员工刑事责任； ‌围标串标辩护； ‌招标投标法律风险； ‌

资深刑事律师； ‌罪责边界辩护；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刑事辩护领域内串通投标罪精细化辩护的引领者。其执业核心在于解构招标投标刑事风险的本质，尤其擅长在复杂商业事实与法律构成要件之间，为涉案员工、项目负责人等不同层级的当事人，厘清个人罪责的精准边界。

林律师的辩护体系以 “损害实质化审查” 为方法论基石。她通过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损害招标人利益”要件的深刻解构，将辩护焦点前置至损害结果的量化论证与证据质证环节，擅长从项目利润、市场公允价格、招标人真实决策等维度，挑战控方指控的逻辑基础。这一独特路径，使其在多起重大复杂案件中，成功为仅“听从安排”的普通职员、中层管理者实现了罪轻、不起诉乃至无罪的辩护突破。

其专业著述与实务策略，以融合商业逻辑、财务证据分析与刑事证明标准而著称，不仅为个案当事人有效辩护，更致力于推动此类案件司法认定的精细化与公正性，在业内被视为解决“单位犯罪中个人责任划分”难题的权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