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之界：法定代表人免于刑事追诉——B企业串通投标案侦查阶段撤案记

案件缘起：一次“例行”投标引发的风暴

2023年初，我市一项重点市政工程招标。我们的当事人B建设公司（化名）按常规流程参与投标。不久后，因竞争对手举报，公安机关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对B公司立案，并将法定代表人陈某、投标负责人王某等人刑事拘留。初步侦查卷宗显示，指控的核心在于两点：一是B公司的投标文件中，部分业绩证明材料与另一投标人A公司“高度相似”；二是两家公司的报价存在某种“规律性”差异。办案单位初步认为，这符合“围标”特征，而陈某作为公司“一把手”，难辞其咎。

家属找到我们时，心急如焚。他们反复强调：“陈总只是最后签了个字，具体投标全是下面团队操作的，他连细节都不清楚！”这句话，像一束光，瞬间照亮了我们辩护策略的入口——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在于行为本身有多严重，而在于这究竟是谁的行为。

破局之路：在证据迷雾中厘清责任边界

接案后，我们没有急于做全盘的无罪辩护，而是迅速兵分两路，展开工作：

第一步，潜入证据的深海。 我们调取了B公司内部关于本次投标的所有电子流程、会议纪要、审批单和沟通记录。一个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从标书编制、材料选取到报价确定，整套流程均由投标部发起，经项目经理、分管副总层层审核，最终以一份格式化的《投标文件审批单》呈报陈某。陈的批注只有“同意报送”四字。更重要的是，那份被指“相似”的业绩证明，实为行业某公开奖项的通用模板，并非伪造。这些书证，像一块块拼图，逐渐拼凑出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存在瑕疵的公司行为，而非法定代表人精心策划的个人犯罪。

第二步，锚定法律的支点。 我们反复研读《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单位犯罪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规定。一个明确的辩护轴线在我们脑中成形：即便公司行为涉罪，追究陈某个人刑责的前提，必须是其“组织、指挥、决策或直接实施”了串通行为，且具有为个人谋利的目的。 现有证据链完全无法支撑这一点。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签字，简单等同于刑事犯罪的个人意志，是对法律精神的误读，也混淆了企业治理责任与刑事个人责任的本质区别。

基于此，我们确定了“先定性、再定量”的辩护策略：首要目标不是纠缠于“是否串通”的事实争议（这在侦查阶段难以彻底推翻），而是全力论证，即便存在违规，这也首先是单位责任，且现有证据远未达到将陈某列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并予以刑事追诉的法定标准。

决胜之辩：与侦查机关的三次关键沟通

法律意见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我们主动申请与办案民警、法制部门负责人进行面对面沟通。这不是对抗，而是一场旨在达成专业共识的构建性对话。我们重点阐述了三个层面：

“签字权”不等于“犯罪决策权”：我们结合调取的内控文件，向侦查人员还原了现代企业的合规决策流程。我们指出，法定代表人的最终签字，是公司内部治理的程序性环节，其性质是代表公司确认，而非其个人犯罪意图的体现。指控个人犯罪，必须拿出其授意、指使或直接参与串通谋划的证据，而本案恰恰缺乏这一环。

“表面相似”不等于“实质串通”：针对核心的“材料相似”疑点，我们提供了该奖项的官方公示信息，证明其真实性，并解释在特定细分领域，头部企业使用部分通用优质业绩作为背书，是行业常见做法，不能直接推导出违法通谋。对于报价差异，我们邀请了业内专家出具咨询意见，从施工方案、成本构成进行专业解读，说明差异源于技术判断，而非事先安排。

“双罚制”的准确适用：我们强调，刑法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既罚单位也罚责任人员）的立法本意，是精准打击那些在单位犯罪中起决定性、支配性作用的自然人。陈某在本案中的角色，明显是疏于监督的管理责任，而非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直接责任。若扩大打击，将导致刑罚的泛化，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这几次沟通，我们摒弃了空洞的辩驳，而是用证据还原事实，用法理界定性质。效果是积极的，侦查机关开始重新审视案件定性，从最初的“人案一体”思维，转向更审慎地区分单位与个人的责任层次。

圆满结局：撤销案件，尘埃落定

经过近一个月的补充侦查与内部严谨审议，公安机关最终采纳了我们的核心辩护意见。他们认为，B公司在投标活动中确有不合规之处，但认定其构成串通投标罪的证据尚不充分。最关键的是，认定法定代表人陈某涉嫌犯罪的证据明显不足，不符合刑事追诉条件。 最终，公安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对B公司及陈某等全部涉案人员作出了撤销案件的决定。

当陈某走出看守所，他对我们说：“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明白，专业的律师不是颠倒黑白，而是在法律框架内，把模糊的边界划清，让该负责的负责，让清白的人不被冤枉。” 这句话，是对我们工作价值最朴实的肯定。

案后思考：给企业家与同行的启示

回顾本案，以下几点心得，或许值得面临类似风险的企业家以及执业同仁参考：

黄金救援期至关重要：刑事辩护，尤其是涉企家案件，侦查阶段是阻断错误程序、避免当事人陷入长期讼累的关键窗口。一旦被不当批捕或起诉，即便最终无罪，个人与企业也已付出沉重代价。

辩护策略需“立破结合”：不要单纯否定指控。更有效的做法是，构建一个更具说服力、更符合法律与事实的替代性叙事框架（如本案的“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区分”），并引导办案机关沿着这个新框架重新审视证据。

沟通是专业能力的延伸：将复杂的法律观点，转化为办案人员能够理解、接受的语言和逻辑，是刑辩律师的核心技能之一。理解侦查思维，用证据和法理进行建设性对话，往往比一份辞藻华丽的辩护词更有力量。

企业合规是法定代表人的“护身符”：企业必须建立权责清晰、留痕可查的合规决策流程。法定代表人及高管应明确自身职权边界，对于投标等重大经营事项，确保过程公开、决策透明、文件完整。规范的内部治理，不仅是经营的需要，关键时刻更是厘清个人责任、抵御刑事风险的坚实盾牌。

每一起串通投标罪案件的背后，都交织着市场秩序、企业生存与个人命运的复杂张力。辩护工作，便是在这多重价值中寻找那个公允的平衡点。本案的成功撤案，不仅挽救了一位企业家和一个企业，更是对“单位犯罪个人化”简单思维的一次有力校正。它清晰地昭示：法律的锋芒，应当精准而审慎。

关键词

串通投标罪辩护律师； ‌单位犯罪辩护专家； ‌侦查阶段撤案律师； ‌

法定代表人刑事风险隔离； ‌投标围标无罪辩护； ‌企业刑事合规应对；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伙人，系国内刑事辩护领域内，专精于招标投标刑事案件，尤其在串通投标罪辩护实务中享有盛誉的权威专家。其执业生涯聚焦于重大、复杂的涉工程、采购领域经济犯罪案件，凭借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构成要件与商业实践交叉地带的精深把握，形成了以“证据体系精细化审查与解构”为核心的独特辩护风格。

林律师的辩护实践，尤为注重从海量电子数据、书证与言词证据的矛盾处切入，擅长通过重建商业决策流程与沟通场景，精准揭示指控证据链中的逻辑断层与证明力缺陷。其代理的系列成功案例，多次在侦查阶段阻却立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赢得不起诉决定，集中体现了其将深厚的刑法理论与敏锐的实务洞察相结合，为当事人有效隔离刑事风险、捍卫合法权益的卓越能力。本文所载的成功撤案之例，正是这一方法论与专业功底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