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用：积极退赃挽损，获法院缓刑判决——C公司系列串标案量刑协商成功实践

一、案情回溯：行业痼疾下的集体失陷

C公司是本地一家中型建筑企业，在参与某市重点工程投标过程中，因长期受“围标”“陪标”等行业潜规则影响，与其他三家企业暗中约定报价区间、轮流中标。案发后，公安机关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对C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李某等多名人员立案侦查。涉案项目金额累计达2.3亿元，案情复杂、牵涉面广，当事人一度面临三年以上实刑的风险。

办案难点：

证据链完整——通讯记录、资金往来、中标文件比对等客观证据确凿；

同案人员口供相互印证，无罪辩护空间极小；

社会影响较大，检察机关初期态度强硬，建议从严惩处。

二、辩护策略：以“退”为进，化被动为主动

接受委托后，我们团队并未选择常规的“硬对抗”式辩护，而是迅速研判形势，确立了“认罪认罚+退赃挽损+量刑协商”的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坦诚沟通，消除当事人侥幸心理

多次会见中，我们向李某客观分析：在证据面前，零口供或全盘否认只会激化矛盾。相反，若能主动认罪、如实供述，不仅可争取“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红利，更能向司法机关传递悔罪诚意。经过耐心疏导，李某逐渐从焦虑抗拒转为积极配合。

第二步：主动退赃，弥补经济损失与社会关系

我们指导C公司在起诉阶段全额退出违法所得480万元，并主动缴纳行政罚款。同时，协助其与招标单位签订赔偿协议，修复商业信誉。这一举动不仅实质性减少了社会危害，也为后续量刑协商打下关键基础。

第三步：精准量刑计算，推动检法协商

我们结合《刑法》第22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本案的“情节严重”标准进行逐项拆解，提出：

C公司系初犯，且串标行为未造成工程质量问题；

主动退赃挽损，可依法减轻30%以下罚金；

李某等人自愿认罪，符合缓刑的社区矫正条件。

通过多次与检察官沟通，我们提交了详尽的《量刑协商建议书》，最终促成检察院将量刑建议调整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三、庭审交锋：法律理性与司法温度的平衡

法庭上，我们重点围绕三个维度展开辩护：

制度价值维度：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旨在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C公司的全程配合正是该制度的理想实践样本；

企业生存维度：递交C公司员工联名信、上下游合作商说明函，证实若判处实刑将导致企业停摆、百余人失业；

司法政策维度：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司法政策，呼吁在依法惩处的同时兼顾营商环境保护。

判决结果：法院全部采纳量刑建议，对C公司判处罚金150万元，对李某等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宣判后，检察机关未抗诉，当事人未上诉。

四、办案启示：经济犯罪辩护的“黄金三角”

本案之所以能实现多方共赢，源于三个核心要素的有机结合：

律师的角色定位：不仅是辩护人，更是法律风险顾问、心理疏导者与协商桥梁；

当事人配合度：主动退赃挽损是赢得司法谅解的“硬通货”；

司法环境契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量刑协商提供了程序入口。

对于同类案件当事人，我们的建议是：切勿盲目追求无罪结果，而应客观评估证据，将辩护重心前移至审前阶段，通过实质性补救行为换取量刑优化空间。

结语：辩护的本质是寻找“最优解”

刑事辩护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寻找最有利的出路。串通投标罪案件往往嵌着复杂的行业生态与人性纠葛，律师的价值，正在于用专业智慧点燃司法善意，让每一个案件在惩处之余，亦能留下一道重生之门。此案落槌的那一刻，我看到李某眼中的如释重负——那不仅是对免于牢狱之灾的庆幸，更是对企业未来重拾希望的微光。而这，正是辩护工作最珍贵的回响。

关键词

诈骗罪辩护律师； 诈骗罪量刑档次； 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 

诈骗罪退赃退赔； 诈骗罪共同犯罪责任； 诈骗罪司法审计质证； 

非法占有目的辩护； 律师专业辩护策略；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刑事辩护领域公认的串通投标罪深度辩护专家。其执业生涯专注于重大、复杂的招标投标刑事案件，尤其在市政工程、国企采购等领域的涉罪辩护中，凭借对证据体系的精细化解构与商业场景的深刻理解，成功承办多起取得不起诉决定的典型案例，拥有卓著的实战记录与理论建树。

林律师的辩护哲学以 “证据链的精细化解构” 为核心。她擅长从电子数据、通讯记录、内部流程等客观证据入手，系统审视《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构成要件在具体商业环境中的适用，精准识别指控证据体系中的逻辑断裂与证明力薄弱环节，形成一套以 “挑战指控证据体系完整性” 为突破口的有效辩护方法论。本文所载的通过审查客观证据瓦解言词指控，最终赢得检察院存疑不起诉的案例，正是该方法论的典型实践与成果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