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业务员涉非吸400万获缓刑：一场关于“责任分层”的辩护

关键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广州非吸罪辩护律师、业务员非吸辩护、退赃退赔从宽、共同犯罪责任划分、经济犯罪量刑辩护、个人犯罪与企业犯罪区分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辩护中，我经常遇到一类当事人：他们并非公司老板或核心决策者，仅仅是按公司要求开展业务的普通业务员。当平台爆雷、老板跑路，他们往往和投资人一样措手不及，却要面对动辄数百万的涉案金额和可能到来的牢狱之灾。最近代理的罗某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一、案情本质：六个月业务员与四百万“业绩”

2019年，罗某进入一家财富管理公司的分公司担任业务员。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他按公司培训的话术推销所谓的“理财产品”，个人名下募集资金400万元。公司爆雷后，造成投资人实际损失250万元。案发后，这位月收入不过万的业务员，东拼西凑退缴了15万元。从纸面数字看，400万——这已经达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追诉标准。当检察院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时，罗某和家人都陷入了绝望。

二、辩护焦点：在“体系犯罪”中为“个体行为”正名

我们介入后发现，这个案件的核心不是“是否构罪”——在现有证据下，做无罪辩护的空间很小。真正的战场在于：如何向法庭证明，在这起涉案数亿的体系性犯罪中，罗某这400万“业绩”背后的真实责任，究竟该怎样衡量？

我们的辩护，围绕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角色定位：他是“执行者”，不是“操控者”。

我们详细梳理了该公司的运营模式：实际控制人设计产品、控制资金、掌握全局；分公司经理负责本地团队的日常管理；而罗某这样的业务员，只有一张印着固定收益率的产品说明，和一份“完成业绩有提成”的薪酬方案。他对资金去向、公司合法性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决策权限。在刑事评价上，他应当被认定为“从犯”，而且是从犯中作用较小、主观恶性较低的那一类。

第二，责任边界：“业绩”不等于“罪责”。

公诉机关指控的400万，是罗某经手的全部金额。但我们提醒法庭注意两个关键事实：其一，这400万中，已有150万在案发前由公司正常兑付，实际造成的损失是250万；其二，这250万的损失，是整个公司欺诈行为的结果，是产品设计、宣传包装、信用背书共同作用的产物，不能简单等同于罗某个人推销行为造成的独立危害。对他的量刑，应当与他的实际作用、主观认知和可控范围相匹配。

第三，司法抉择：惩罚与挽救之间的平衡。

我们向法庭坦诚：判处实刑，对罗某个人和家庭将是毁灭性打击；而判缓刑，让他能在社会中继续工作、用合法收入逐步退赔，对弥补投资人损失其实更为有利。法律除了惩罚，还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对于一个主观恶性不深、真诚悔罪、愿意尽己所能弥补的年轻人，缓刑更能实现刑法的目的。

三、判决结果：十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

法院最终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认定罗某为从犯，结合其坦白、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这个判决，我认为有三层意义：一是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精细司法。没有因为涉案总额大就“一视同仁”，而是区分了主从、考量了实际作用，让刑罚真正落在了应受惩罚的程度上。二是肯定了“尽力退赔”的导向价值。罗某退的15万元，与他造成的损失相比确实不多，但这已是他能力的极限。法院将这一情节纳入考量，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无论金额大小，积极退赔的态度和行动都值得鼓励。三是给出了“宽严相济”的现实注解。对这类身处犯罪链条末端、认知有限、危害可控的从业人员，在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也给予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这符合修复性司法的理念。

结语

每办理一起这样的案件，我都深感律师工作的价值，有时不仅在于“辩冤白谤”，更在于“度量刑罚”。我们面对的往往不是简单的个体犯罪，而是一个时代、一个行业、一种模式下的复杂图景。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法官拨开迷雾，看清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这个图景中的真实位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知道了多少？他能决定什么？他又该承担什么？罗某的案件结束了，但类似的故事还在发生。它提醒每一位普通人：在选择工作时，请对公司的业务模式多一份警惕；它也提醒法律人：在审理案件时，请对体系中的个体多一份审视。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耕刑事辩护十余年，专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金融犯罪辩护，尤其擅长基层业务员、普通员工的非吸案辩护。始终坚持 “实质化辩护”思路，不纠结于表面数额，精准挖掘从宽情节，通过构建清晰的辩护策略，为处于刑事风险中的企业和个人争取最优法律结果。本文所探讨的金融业务员刑事责任边界问题，正是这一方法论在实务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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