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案例：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一审法院作出无罪生效判决
我始终专注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细分刑辩领域，深耕细作、积累了大量实操经验，深知这类案件对当事人及家属的致命影响——一旦被定罪，不仅会留下终身案底，影响本人及子女的升学、就业，更会让一个家庭陷入绝境。今天，我结合近期代理的一起一审无罪生效案例，详细拆解案件办理思路、庭审辩护焦点，希望能给正处于这类案件困扰中的当事人及家属，提供一些实用的参考和指引，也让大家明白：并非所有涉及“涉案财物”“资金流转”的行为，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精准把握犯罪构成要件，才是打赢这类官司的核心关键。
案件介绍
本案当事人葛女士，是一名资深财务人员，平时主要承接兼职代账业务，为多家小型企业提供记账、报税、资金转账及简单平账服务，从业以来一直恪守职业准则，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2024年8月，葛女士经熟人介绍，与某商贸公司（后经查实，该公司实际从事电信网络诈骗辅助收款业务）签订代账协议，约定由葛女士负责该公司的日常记账、资金转账及账目核对平账工作，每月收取固定代账服务费，双方明确约定，葛女士仅负责财务层面的基础操作，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决策、业务洽谈。
葛女士按照代账协议约定，正常开展工作，主要负责根据该公司对接人提供的转账指令，核对金额后通过公司对公账户进行转账，同时根据转账记录、收支凭证完成记账和平账，全程未对该公司的资金来源、业务真实性进行额外核查——作为兼职代账人员，这类基础操作是行业常态，多数代账人员仅负责财务流程合规，不具备核查委托方业务实质的权限和义务。原本以为只是一份常规的兼职工作，没想到三个月后，葛女士被公安机关传唤，才得知自己协助转账、平账的资金，均是该商贸公司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所得的赃款。公安机关认为，葛女士协助该公司转账、平账的行为，属于“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掩饰”，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随后对葛女士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葛女士接到传唤通知后，整个人彻底慌了，连夜和家属找到我。见面时，葛女士反复强调自己真的不知道涉案资金是诈骗赃款，自己只是履行代账职责，按照委托方的指令完成转账、平账，全程没有接触过公司的实际业务，也没有从中获取任何非法利益，甚至不知道该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看着葛女士和家属焦虑无助的样子，我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详细询问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从与该商贸公司的合作洽谈、代账协议的具体内容，到每次转账的指令来源、平账的具体流程，再到服务费的收取情况、与公司对接人的沟通记录，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遗漏。结合实操经验，我初步判断，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葛女士是否具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观故意，其协助转账、平账的行为是否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其作为兼职代账人员的行为边界如何界定。
接受当事人委托
接受委托后，我第一时间介入案件，多次前往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材料，仔细核对涉案证据，包括该商贸公司负责人的供述、葛女士的询问笔录、银行转账记录、代账协议、记账凭证、葛女士与公司对接人的聊天记录、服务费转账记录，以及被害人的报案材料、涉案资金流向明细等。通过对案卷材料的细致梳理，我发现了几个关键问题，这也是后续辩护的核心突破口，更是区分“正常代账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关键所在。
首先，从主观层面来看，葛女士不具备“明知”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前提，这也是该罪构成的核心要件之一。结合2025年8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第二条规定，“明知”需结合行为接触信息、交易异常性、职业经历、关系背景等综合判断，严格限制推定适用，不能仅凭“应当知道”就随意认定主观明知。
本案中，葛女士与该商贸公司系正常的代账合作关系，仅负责财务基础操作，未参与公司任何经营活动，也未接触到诈骗业务的任何环节；对接人向其提供的转账指令、收支凭证，均以“正常经营款项”为由提交，无任何明显异常标识，葛女士作为兼职代账人员，其工作职责仅限于财务记账、转账和平账，不具备核查资金来源合法性的专业权限和义务，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被告知过资金系赃款，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放任“资金可能是赃款”的故意，完全不符合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其次，从客观层面来看，葛女士的行为不属于“掩饰、隐瞒”的行为范畴，其仅系履行正常代账职责，未深度参与涉案资金的转移、藏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客观行为，主要表现为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核心是行为人主动实施了“帮助上游犯罪分子隐藏、转移赃物（赃款），逃避司法机关追查”的积极行为。而本案中，葛女士的所有行为均是按照代账协议约定，履行兼职代账的基本职责，协助转账、平账的行为均基于委托方的明确指令，且转账流程、记账凭证均符合财务规范，全程留有完整记录，无任何刻意掩饰、隐瞒资金流向、规避司法机关追查的行为；其未深度参与涉案资金的流转决策，也未实施任何藏匿、转移赃款、帮助上游犯罪分子逃避追查的行为，与“掩饰、隐瞒”的核心行为特征完全不符。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检察机关指控葛女士构成犯罪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检察机关认定葛女士“明知是赃款”的主要依据，是该商贸公司负责人的供述，其称“曾暗示过葛女士资金来源比较特殊”，但葛女士对此予以明确否认，且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该负责人的这一说法——既没有录音录像、聊天记录，也没有证人证言，属于典型的“孤证”，无法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刑事诉讼“疑罪从无”的原则，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葛女士主观明知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这一点，也是我办理此类案件的核心辩护思路之一——很多兼职财务、代账人员被错误指控，往往是因为司法机关过度推定“明知”，将“履行正常职责”与“犯罪行为”混淆，忽略了代账人员的行为边界和认知局限。
庭审交锋
在庭审过程中，我围绕本案的核心争议点，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展开了针对性的辩护。我重点强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必须严格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审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相关客观行为，更要审查其主观上是否具备“明知”的故意，二者缺一不可。本案中，葛女士主观上无明知，客观上仅履行正常代账职责，未实施任何掩饰、隐瞒行为，且未深度参与涉案资金流转，同时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不足，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行为不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宣告葛女士无罪。
同时，我还向法庭提交了葛女士的代账资质证明、过往代账合作记录、与该商贸公司的代账协议、聊天记录、服务费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葛女士长期从事正规代账业务，一贯恪守职业准则，此次协助转账、平账纯属履行正常代账职责，主观上没有任何犯罪意图。庭审中，我还针对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逐一进行质证，重点指出该商贸公司负责人供述的孤证问题，以及公诉机关混淆“代账职责”与“犯罪行为”的逻辑漏洞，进一步强化了辩护观点，明确区分了兼职代账人员的正常履职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界限。
判决结果（无罪）
庭审结束后，我多次与承办法官沟通，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详细阐述本案的辩护思路，重点强调本案的关键在于“主观明知”的认定，以及葛女士作为兼职代账人员的行为边界，明确其协助转账、平账的行为系正常履职，未深度参与涉案活动，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希望法官能够结合案件实际，依法作出公正判决。经过合议庭的认真评议，一审法院最终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葛女士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葛女士的行为不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案件总结
结合本案的办理过程，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点实务感悟，也希望能给遇到类似案件困扰的当事人及家属一些提醒，尤其是兼职财务、代账人员，更要提高警惕。首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核心是“主观明知”，这也是辩护的重中之重，实践中，很多兼职财务、代账人员之所以被错误指控，就是因为司法机关过度推定“明知”，忽略了代账人员的行为边界和认知局限。根据实操经验，若当事人仅履行正常工作职责，未深度参与涉案活动，未获知资金/财物系赃款/赃物，且无任何刻意掩饰、隐瞒的行为，即便其行为涉及涉案资金/财物，也不应认定为犯罪。
其次，遇到此类案件，一定要第一时间委托专业的刑辩律师介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要轻易认罪认罚。很多兼职财务、代账人员因为不懂法律，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被误导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最终导致案件陷入被动。专业的律师能够及时介入，梳理案件脉络，明确行为边界，找到案件的辩护突破口，全面收集有利证据，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我始终认为，每一起案件都关系到当事人的一生，每一次辩护都要全力以赴，只有精准把握法律条文，结合案件实际，区分正常履职与犯罪行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有效辩护。
最后，提醒各位兼职财务、代账人员，在承接代账业务时，一定要规范合作流程，签订正式的代账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尽量核实委托方的经营资质和业务合法性；在开展代账工作时，若发现资金流向明显异常、委托方指令存在不合理之处，要及时留存证据、拒绝配合，并主动远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法律风险。一旦不慎卷入此类案件，不要恐慌，及时委托专业律师，积极配合律师工作，才能最大程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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