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变“共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单位员工刑事责任的切割与辩护实务

一、 核心困境：为何“打工人”易被卷入刑事漩涡？

单位犯罪，尤其是以生产经营活动为载体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其犯罪行为必然通过众多员工的职务行为得以实现。一旦案发，侦查机关出于全面追责的考量，容易采取“整体打包”式的办案思路，将涉案单位中所有相关岗位人员纳入调查范围。这使得许多基层员工甚至中层管理人员，仅因履行了本职工作，便陷入刑事风险之中。

他们可能对产品的伪劣性质毫不知情，或仅是依照上级指令行事，主观上缺乏犯罪故意。但在证据链条尚未厘清、责任边界模糊的情况下，极易被初步推定为共犯。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刑法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既处罚单位，也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然而，法律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界定较为笼统，缺乏明确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也成为辩护律师必须突破的关键难点。

二、 辩护基石：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下的责任切割

为涉案员工辩护，核心在于实现精准的“责任切割”。这并非推卸职责，而是依据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构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体系。

1. 主观层面：击破“明知”的推定

“明知”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必备主观要件。对于大多数普通员工而言，他们并不具备判断产品是否伪劣的专业能力。辩护的关键在于证明其对产品伪劣性“不明知”。

岗位职责的局限性：例如，仓库管理员的职责仅限于核对单据、清点数量、安排出入库，通常不涉及产品质量检测或技术标准判断。不能仅因伪劣产品经其手出入库，就推定其“明知”产品存在问题。

信赖原则的适用：员工有合理理由信赖所在单位依法经营，信赖上级指令合法合规，信赖采购原料和出厂产品符合质量要求。这种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正当信赖，应成为阻却犯罪故意的重要依据。例如，生产线操作工按照公司制定并经技术部门确认的工艺流程作业，其行为本身不具备违法性认识的基础。

证据反证：积极搜集能够证明当事人“不明知”的证据，如内部沟通记录显示其曾质疑产品质量但被上级否决、其岗位从未接触质检报告或核心生产资料、其薪酬结构为固定工资且与非法收益无关联等。

2. 客观层面：区分“职务行为”与“共犯行为”

并非所有与伪劣产品相关的行为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必须严格区分中立的职务行为与具有犯罪协助性质的共犯行为。

行为的中立性：财务人员记账、行政人员办理登记、司机运输货物——这些行为本身具有中立性，既可用于合法经营，也可能被犯罪活动利用。不能仅因行为客观上促进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就倒推行为人具有犯罪故意。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正被用于非法目的。

因果关系的弱关联性：应论证当事人的行为与“伪劣产品流入市场”这一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极为间接且微弱。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实际控制人、核心管理人员的制假决策，以及质检、技术岗位人员的故意放行。一名文员制作宣传材料的行为，与主管人员篡改配方的行为，在刑法评价上应有本质区别。

三、 实务要点与案例镜鉴：辩护策略的具体展开

在具体案件中，辩护工作需围绕关键节点层层推进。以下结合两个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典型案例，说明策略的实际运用。

案例一：袁某甲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污染环境案（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

该案中，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主犯依法严惩，而对从事辅助性工作、领取固定工资、作用较轻的涉案人员，在认罪认罚基础上依法予以从宽处理。这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打工人”区别对待的明确倾向。

若我是其中一名辅助性员工的辩护律师，我的辩护重点将包括：

突出“辅助性”与“固定报酬”特征：收集证据证明当事人仅从事搬运、包装、按指令操作设备等低技术含量工作，不参与配方设计、原料采购或质量控制等核心环节；其收入为固定月薪，与非法利润无提成或分红关联，表明其缺乏犯罪动机，主观恶性极低。

援引刑事政策导向：积极引用“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强调对情节轻微、作用次要的辅助人员提起公诉或判处实刑，不符合当前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权益的政策精神，也不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善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在全面阅卷并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后，采取“结构性认罪”策略——承认基本履职事实（如“我按班长要求包装了产品”），但对“明知产品伪劣”提出异议，以此争取不起诉决定或缓刑量刑建议。

案例二：陈某、孙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最高检典型案例）

该案中，检察机关追诉18名下游经销商，实现对犯罪链条的“全链条打击”。这提醒我们，在多人参与的案件中，责任划分尤为关键。

若我是其中一名被追诉的下游销售人员的辩护律师，我的应对策略如下：

挑战“明知”的推定：重点审查当事人与上游的沟通记录、合同文件、付款凭证等，证明：第一，交易通过正规渠道建立（如展会、行业平台）；第二，上游提供了齐全的营业执照、质检报告、生产许可证（即便系伪造）；第三，采购价格处于市场合理区间；第四，当事人曾主动索要质检文件，履行了初步审查义务。由此构建“因受欺骗而销售”的辩护主线。

进行责任切割与地位辩护：将当事人与上游制假者及明知故犯的“核心经销商”区分开来，强调其仅为销售网络末端的小规模终端，销售数额有限，未发展下线，未参与造假决策，获利仅为正常商业差价，应认定为从犯。

程序性质疑与证据辩护：严格审查涉案产品的扣押来源、抽样鉴定程序、鉴定机构资质及检材保管链条。若发现程序瑕疵，坚决提出非法证据排除或重新鉴定申请，动摇指控基础。同时，准确核算已售与未售金额，若未售部分刚达入罪标准或存在争议，可主张犯罪未遂或数额认定错误。

第四，充分挖掘法定与酌定从宽情节。 许多员工到案后态度诚恳，愿意退缴基于该工作所得的工资等违法所得。律师应协助其完成退赃退赔，并争取认定为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类案件中，这些情节对于争取不起诉、缓刑或减轻处罚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善于运用证据规则提出质疑。 针对指控“明知”的关键证据——如同案犯供述、模糊聊天记录等——应从取证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角度提出合理怀疑。在数额认定方面，鉴定意见的程序是否规范、方法是否科学，往往是辩护的重要突破口。

结语：在法律的精密刻度上衡量个体责任

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普通员工辩护，是一项兼具专业性与人文关怀的工作。它要求律师不仅精通刑法条文，更要理解企业运作逻辑，体察职场个体的真实处境。我们的目标，是在惩治犯罪、维护市场秩序的前提下，确保刑罚精准指向真正的决策者与主要实施者，避免让那些仅为谋生而履行职务的“打工人”，承受与其过错不相称的刑事后果。这既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也是对司法公正中“人”的尊重。每一次成功的责任切割，不仅挽救了一个个体与一个家庭，也在细微处推动着刑事司法向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单位犯罪员工责任； 刑事责任切割； 

打工变共犯； 不明知辩护； 直接责任人员； 

主从犯认定； 伪劣产品认定； 律师辩护实务； 

企业高管风险；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专注于经济犯罪与刑民交叉领域的深度研究与实务。她不仅是知识产权刑事辩护的专家，更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涉及复杂商业运作模式的单位犯罪辩护中，展现出对“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切割”这一核心命题的精准把握与卓越实战能力。

其执业风格以证据的精细化拆解与辩护策略的系统化构建著称，尤其擅长在单位犯罪的框架下，为被卷入刑事风险的普通员工及中层管理者进行有效辩护，通过严谨的责任切割，在诸多重大疑难案件中成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林律师的理论研究紧密围绕实务痛点，其撰写的专业文章因视角独到、策略清晰、实操性强，常被业内同行引为办案参考，在多个权威法律平台获得高权重推荐与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