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抵押足以覆盖债务，所谓的“骗贷”就该止步于民事纠纷

关键词：
骗取贷款罪辩护律师、合同纠纷刑事化防范、金融犯罪无罪辩护、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界限、贷款诈骗案无罪案例、刑民交叉案件处理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因融资困难、债务重组或财务操作瑕疵，被以“骗取贷款罪”立案追诉。但作为长期深耕经济犯罪辩护的律师，我必须说一句：不能因为贷了款没还上，就说是“骗”；更不能因为合同造假，就直接入刑。最近我们团队代理的一起涉案金额达4000万元的“骗取贷款罪”抗诉案，历经两审，最终由终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持无罪判决。

一、问题不在“假合同”，而在“有没有骗到钱”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一家实业公司为了融资，提供了虚假的《材料采购合同》，从银行贷出4000万元。款项未用于约定用途，而是偿还了其他债务。贷款到期后，仅归还600万本金，剩余3400万逾期。表面上看，四个要素都齐了：虚构事实、隐瞒用途、获取贷款、未能清偿。但关键问题是——银行有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答案是：没有。

该公司以价值超6100万元的房产和土地作抵押，远高于贷款本息；银行早已提起民事诉讼并胜诉，且已申请强制执行。债权有保障，风险可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追究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任，等于告诉所有市场主体：“不管你有没有还的能力，只要你没按时还，又写了份假合同，我就敢按‘骗’办你。”这已经不是执法，而是创法。

二、两个基本判断，决定罪与非罪

作为辩护人，我始终认为，这类案件的核心不是“有没有瑕疵”，而是三个问题：银行是不是基于错误认识发放贷款？抵押是否真实有效、足以覆盖债权？所谓“重大损失”是否真正发生？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那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可通过民事程序解决的履约争议，而非需要动用刑罚打击的金融犯罪。

我们在庭审中反复强调两点：

1. “损失”必须是终局性的，不能预设

公诉机关说：“欠钱没还清，就是重大损失。”我说：“不对。”最高人民法院早有明确意见：只有经执行程序确认无法追回的部分，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重大损失”。而现在，抵押物还在，执行程序正在进行，连拍卖都没开始——你怎么就说“损失”了？这就像一个人房子还没被拍，你就宣布他破产了。不合逻辑，也不合法。

2. “数额巨大”不等于“情节严重”

另一个常见误区是：只要贷款金额大，比如三五千万，就自动构成“其他严重情节”。但我们指出：数额只是立案门槛，不是定罪依据。否则，今天可以因4000万入罪，明天就能因2000万抓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有经营困难、财务紧张的企业，只要动过融资心思，全都可能踩雷。刑法不该是悬在企业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应该惩罚的是恶意欺诈、空壳骗贷、携款跑路的行为，而不是那些仍在努力还债、资产足以覆盖负债的困境企业。

三、判决的意义是守住那条不该越过的线

终审法院最终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宣告无罪。这份判决书虽短，却传递出清晰信号：在存在足额担保、债权可通过民事途径实现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启动刑事程序。这不仅是对我方观点的认可，更是对当前“以刑促民”倾向的一次有力纠偏。

我也看到，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法院开始谨慎对待此类案件。广东高院曾在多个指导意见中强调：“不得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最高检也多次提出要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但一线实践中，仍有不少案件打着“维护金融安全”的旗号，实质却是为个别机构追赃施压。这种趋势若不遏制，终将伤害整个市场的信用生态。

结语

“刑法是用来对付坏人的，不是用来教育犯错的好人的。”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企业难免会有周转难、报表虚、合同假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它们守信，可以依法追偿，可以查封拍卖。但唯独不该轻易地说一句：“你骗了我，去坐牢吧。”真正健康的法治环境，不在于惩罚了多少人，而在于是否始终守住那条——不把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底线。而这，正是我们每一位刑辩律师，必须坚持的事。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十余年，长期深耕于金融犯罪刑事辩护、重大商事争议及刑民交叉案件领域，特别是在骗取贷款、挪用资金、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的无罪与有效辩护方面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我坚持将复杂的案件事实进行结构化拆解，构建清晰的辩护模型与诉讼策略，为客户提供具有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对“骗取贷款罪”刑民边界的探讨，正是这一方法论的实践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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